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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之后，“留住绿色”成为广大市民的一致心愿。今天提出“绿色北京”理念，反映了北京迈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所应实现的更高的标准和更宏大的愿景。这一理念的实质是社会与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社会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理论周刊
特邀嘉宾
邹祖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原主任
王如松：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宋惠昌：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吴季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 剑：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赵 弘：北京市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推进从“绿色奥运”到“绿色北京”的战略转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培育和展现首善之区的活力、效率、开放与和谐风采的一项重大举措
主持人：建设“绿色北京”，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首都发展的一条新思路，那么，提出这一思路对于推动首都的发展有何重大意义？
王如松：奥运会结束后，市委、市政府及时推进从“绿色奥运”向“绿色北京”的战略转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培育和展现首善之区的活力、效率、开放与和谐风采的一项重大举措。“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的最终目标都是要改善人与环境的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人文生态关系，三者合一， 就是要建设一个繁荣、文明、和谐、宜居的生态北京，当好“五大统筹”持续发展的国内表率，传承“天人合一”的中华文脉，营建一个天蓝、地绿、水清、人和、宜居、宜业的首善之都。
邹祖烨：从“绿色奥运”到“绿色北京”，是首都发展历程中发展理念的重大提升和深化。北京从自然地理看，是一片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从建设模式看，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市；从人文形态看，是一个超千万人口的社会。绿色是生态之色、生命之色、生动之色。随着首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建设规模急剧扩大，人口总量一再突破规划控制，能源、物流、交通和垃圾问题日益严重，水体、大气、固体废弃物、噪音，甚至电磁波等“现代污染”全面侵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成为首都建设与发展的重大制约和严峻挑战。申办并成功举办奥运，给了北京一个重要而难得的机遇，北京以全球视野和战略胸怀，从观念转变、知识传播、市民动员、产业调整、科技举措到组织管理，实施了全面而系统的“绿色奥运”社会试验，终于迎来了天蓝、水洁、气清、路顺的新环境，圆满实现了奥运承诺。奥运之后，“留住绿色”成为广大市民的一致心愿。今天将北京冠以绿色——“绿色北京”则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宏大的愿景。“绿色北京”核心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绿色北京”的“绿”是个动词，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过程、一种动力、一种行为、一种生机、一种文化
主持人：绿色，象征着生命，春天，繁荣，和平，和谐，预示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绿色”理念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发展理念，蕴涵着什么样的具体内涵呢？
吴季松：要建设“绿色北京”，必须从生态文明的时代要求来理解它深刻的内涵。这里的“绿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从生态系统意义来说的，“绿色”指地表被植物覆盖，即有生命，有生命才有生态系统。绿色又以森林为主，因为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同时，从水资源学来看，绿色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水资源总量维系地表的植被系统。
从广义上讲，绿色又应涵盖“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两个方面。所谓“绿色生产”即要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建立一种打破产业分类的、闭环的工业企业的生态共生循环模式。所谓“绿色消费”则有三层涵义：一是消费者不应无度浪费，要减量化消费；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崇尚自然、追求知识健康的非物质消费。
王如松：“绿色北京”的“绿(Greening)” 是个动词，它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过程、一种动力、一种行为、一种生机、一种文化。“绿色北京”不仅需要形态结构的表象绿（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还要神态功能的生态绿（生态服务功能、生态管理体制和生态保育意识）；更要动态机制的持久绿（拼搏竞争、协同共生、自力更生）。
建设“绿色北京”,旨在从观念更新、体制革新和技术创新入手，推进城市的“五化”，其实质是社会与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社会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如何理解“绿色北京”理念的深刻内涵和实质？
宋惠昌：“绿色北京”理念，是生态学的理念，再引申一下则是一种生态文明的理念——“绿色文明”，它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工业文明是有根本区别的，它的实质是社会与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社会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邹祖烨：“绿色北京”应有四层涵义：一是保护自然，维护区域环境良好的自然生态，包括对已被损害或破坏的自然环境的合理修复；二是适应自然，创造宜居、宜业、怡心的城市生态；三是利用自然，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使自然界的资源为改善人类的生存质量服务；四是道法自然，从自然界的法则和规律中学习，如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生物多样性、自修复、自循环、可持续等，以获得感悟，应用于建设和发展具有活力、和谐共容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社会生态。简言之，“绿色北京”是拥有良好自然生态，宜居、宜业、怡心的，具有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都市社区，是展现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环境友好的魅力之区。
王如松：“绿色北京”的建设过程，是运用科学发展观去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决策和管理方法，建设一类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是通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演化过程。“绿色北京”包括景观的绿、产业的绿和行为的绿，旨在从观念更新、体制革新和技术创新入手，推进城市的“五化”：净化（干净、安静、卫生、安全）、强化（政通、人和、民富、业强）、绿化（景观、产业、行为、机制）、活化（水欢、风畅、土肥、生茂）、美化（文脉、肌理、物态、心灵）。
“绿色北京”必须以人为本，贯彻落实这一理念，要从物质条件、自然条件和精神条件系统综合地协调推动
主持人：那么，“绿色北京”这一理念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了哪些要求？
邹祖烨：城市最本质的功能是适于人群的聚居与活动。北京作为我们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科技、教育中心和创新产业的中心，首先应是一个宜居、宜业（就业、创业）和怡心的城市。这是“绿色北京”在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使命。因此，“绿色北京”必须以人为本，满足市民大众和国内外来访者的生活、工作与旅游休闲的需要。贯彻落实“绿色北京”理念，要从物质条件、自然条件和精神条件系统综合地协调推动，既要重视宏观，又要重视细节，要全面体现于城市（全行政区域）的规划、建设、运行、管理，以及全体市民自觉、积极的参与，以保障全方位、全时序的控制。具体来说：
第一，要在宏观上把握城市人口对能源、资源和物品的消费需求，以及各种排放的总量，使之适应于外部环境的供给能力、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和内部环境的消纳能力。要通过控制人口总量和区域分布（区域中心和功能中心）予以协调。
第二，要构建健康优美的城市面貌。从城市（包括老城区的改造和新城区的建设）设计到建筑、园林、景观直到一切市政设施和服务网点，都要精心规划、设计和建造，改善城市整体的环境质量。
第三，要搞好城乡环境协调。要维护好城郊丰富的山林植被；发展环保型、经济型和景观型协调的农林业。例如改善城乡干线公路两旁的作物品种，成为旅游季节的一道绿色田野景观。
第四，要从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生活方式、推进技术进步，狠抓节能减排，全面治理和控制污染，建设循环型社会。这是北京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紧迫的任务。
宋惠昌：绿色文明时代的城市，应该是一种严格节约型的城市。把北京建设一个节约型城市，也是建设“绿色北京”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其基本要求是：形成一种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建设“绿色北京”，急需促进传统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循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转型，促进首都经济从以物为本、以钱为本，向以天为本、以人为本的转变
主持人：建设“绿色北京”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决策思维到产业结构方面实现一系列转变，那么，这些转变主要有哪些？
王如松：这些转变可以从产业转型和社会转型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绿色北京”的产业转型，急需促进传统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循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转型，促进首都经济从外向型产品经济走向内向型服务经济，从物态产品向生态产品，从以物为本、以钱为本，向以天为本、以人为本的转变。北京山川秀丽、景观多样、气候适宜、人杰地灵，全国科技教育顶尖队伍云集京城、是国内信息最灵敏、国际交流最发达的信息港，有得天独厚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区位，京津冀(北)地区拥有4000万城市人口的服务市场，发展知识型、服务型、生态型首都经济潜力非凡。另一方面，“绿色北京”的社会转型，急需推进决策方式从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生产方式从链式经济向循环经济、生活方式从物态文明向生态文明、能力建设从个体经济人向群体生态人的社会转型。“绿色北京”建设需要运用科学发展观去认识、简化、调控、欣赏复杂性， 运用生态工程手段去规划、建设、管理和宣传可持续性。具体的行动路线应包括制定“绿色北京”发展纲要、强化“绿色北京”体制建设 、实施“绿色北京”工程建设、加强“绿色北京”宣教系统，推广“绿色北京”文明地图、组建“绿色北京”自愿军团等政府、企业、社会上下结合的活动。
赵弘：建设“绿色北京”，要把加快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提升北京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实现北京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不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严重制约北京可持续发展，建设“绿色北京”要在城市空间结构战略性调整方面有新突破。北京“单中心、同心圆式”的城市空间格局，一方面在中心城区造成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环境压力，另一方面较小的城市空间架构限制了北京综合承载能力的提升。2007年北京GDP为东京的1/20、伦敦的1/5，常住人口密度大约为东京的1/6、伦敦的1/5，但由于北京功能空间布局严重不均衡，环境污染、交通拥堵问题却比东京、伦敦严重得多。因此，要实现“绿色北京”，必须把解决城市空间结构矛盾作为首都发展的重要战略。
建设“绿色北京”的首要任务是确立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积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主持人：建设“绿色北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宋惠昌：建设“绿色北京”的伟大社会工程，实际上在筹办和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已在实施过程中了。如果回顾一下北京的环境变化，我们就会深深地感受到，北京湛蓝的天空、绿茵茵的草地、连成片的林木和清新的空气，对市民来说，是一种多么高尚的享受！而对国际社会来说，则是一种特殊的吸引力——社会主义中国首都巨大经济、政治优势的一种显现。所以，建设“绿色北京”，是一个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城市建设工程，它惠及当今，殷及后代。
建设“绿色北京”的首要任务是确立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积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即“建设生态文明”，其要求是：“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就是我们需要提倡的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也是建设“绿色北京”的基本要求。这即是说，北京要建设成为在经济建设、社区建设、人居环境建设等方面，具有现代生态文明特征的现代化大都市。这里所说的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的核心内容，就是人人都牢固树立起环境保护意识，它的现实表现形态便是爱护大自然，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这里所说的生态文明建设，其基本内容就是如温家宝总理说的，坚定不移地推行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当然也是“绿色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绿色北京”的创建过程是全社会参与的一项改善城市生态关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群众运动
主持人：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建设“绿色北京”，就是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明确要求。那么，“绿色北京”理念对于建设生态文明有何意义？
王如松：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体现在人与环境关系的体制合理、决策科学、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活俭朴、行为自觉、公众参与和系统和谐，展现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风尚。城市生态是城市人类活动和区域自然环境之间的服务、胁迫、响应和建设关系，城市环境保育和经济建设之间在时、空、量、构、序范畴的耦合关系，以及城市人与人、局部与整体、眼前和长远之间的关系的整合状态。城市生态是绿韵（蓝天、绿野、沃土、碧水）和红脉（产业、交通、城镇、文脉）的融和， 是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和谐， 而不是回归自然或绝对的生态平衡。“绿色北京”的创建过程是全社会参与的一项改善城市生态关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群众运动，其三大支柱是安全生态（饮水、食物、空气、交通、住宿、防灾的安全），循环经济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生产、消费、流通、还原、调控活动)，与和谐社会（社会公平、景观和谐、政治稳定、民心安定、文化传承）。
以新循环经济学为指导建立“北京绿色经济”体系，其关键在于建立“绿色生产”体系和“绿色消费”体系
主持人：在推动“绿色奥运”的建设中，新循环经济学的“变废为宝”理念受到了重视。那么，在建设“绿色北京”的过程中，新循环经济学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吴季松：新循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在社会经济、自然生态和科学技术构成的非平衡态复杂巨系统内以创新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促进系统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是5R，即：再思考（Rethink），重新思考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应该在社会产品以外承认第二财富——自然财富；减量化（Reduce），市场需求不尽合理，要科学确定人们的合理需求；再利用（Reuse），集约利用短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使生产循环与生态循环和谐；再循环（Recycle），建立循环经济的新技术体系与产业体系，构成不同于传统工业的产业环；再修复（Repair），即保护、维系、修复和建设生态系统、创造自然财富。北京绿色经济体系建立的关键在于“绿色生产”体系的建立和“绿色消费”体系的建立。“绿色生产”体系的核心是在发展动脉产业的同时，开发静脉产业，形成绿色的技术和产业体系，发展现代的工业和农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新型工业化。此外，借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按新循环经济的理论，过高的非物质产业比例并不是绿色经济的科学结构和健康发展。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使服务业升级，尤其要警惕不科学的、过度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生产和流入。“绿色消费”体系的建立主要是细化绿色认证产品种类，大力推广能效标识产品、节能节水认证产品、绿色和有机标志食品，完善绿色产品标识制度，大力倡导资源和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培育理性消费的观念，从而使北京成为全国城市“绿色消费”的典范。
要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包括鼓励广大市民为“绿色北京”建设提意见和建议，参与“绿色北京”有关的公共政策的制定
主持人：推进“绿色北京”的建设还有哪些对策和措施？
陈剑：一是加大环境治理步伐。要建设“绿色北京”，就应继续加大北京的环境保护，并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和系统的保障制度，包括提高建筑企业施工环保标准等。通过广泛采用环保技术和手段，大规模多方位地推进环境治理、城乡绿化美化和环保产业发展，进一步提高首都环境质量。
二是颁布北京市生态文明公约。应当尽快颁布北京市生态文明公约，通过宣传和普及使其家喻户晓，进而使生态文明公约成为每一个北京市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在颁布北京生态文明公约之前，应将北京生态文明公约草案在媒体上发表，广泛征求广大市民的意见，使北京市生态文明公约，能够得到绝大多数北京市民的认可，进而推动公约的落实。
三是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应当积极鼓励广大市民参与“绿色北京”建设。北京市政府可设立专门奖项鼓励市民积极参与。要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包括鼓励广大市民为“绿色北京”建设提意见和建议，参与“绿色北京”有关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包括政府制定的首都生态文明中长期发展规划、北京市生态文明公约以及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政策制定，都应广泛征求广大市民的意见。使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规划、公约等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同时也是公共政策的普及与宣传过程，进而推动公共政策的落实。
要建设“绿色北京”，需要在广大市民中培养一种“绿色生活方式”
主持人：“绿色北京”的建设，不只是政府的工作，也是所有北京市民共同的任务。那么，建设“绿色北京”对市民提出了哪些要求？
宋惠昌：从市民方面来说，一是要牢固树立起现代消费文明意识。从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要求来说，生态文明的要求，是生产过程无污染，尽量使用再生能源，爱惜一次性能源，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生产过程中的至上原则。现代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生活消费，应该有突出的绿色特征，比如绿色食品、绿色建筑材料、绿色家具等等。这样的消费品的本质特点，是自然生长、纯洁的物品，同时对人是无害的，而且消费的过程中对环境是无污染的。二是不断提高以环境保护意识为基础的行为文明水平。
陈剑：要建设“绿色北京”，需要在广大市民培养一种“绿色生活方式”。例如，少开车或开小排量汽车，以公共交通或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为首选等。这些国际上倡导的“绿色生活方式”，也应当成为北京居民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所倡导的“5R原则”，即Reduce(减少污染)、Reevaluate(绿色生活)、Reuse(重复使用)、Recycle(循环再生)、Rescue(保护自然)，不再是五个单纯的英语单词，而应成为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理念。
建设“绿色北京”会面临诸多新挑战，需要跨领域、多学科知识和足够资讯的支持
主持人：在建设“绿色北京”中会遇到哪些问题或制约因素？
邹祖烨：建设“绿色北京”应注意几个重要问题：一是知识不足。无知或无为，无知或误为。建设“绿色北京”会面对诸多新挑战，需要跨领域、多学科知识和足够资讯的支持，各级领导要重视和抓紧学习，并发挥知识群体的参与作用，增强领导建设“绿色北京”的能力，以避免出现决策失误和管理盲区。二是习性难移。传统的、不符合绿色理念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很强的惰性，容易反复。要坚持在市民中进行文明教育和行为规范的引导。不松不懈，假以时日，必会开启社会新风气。三是道德缺失。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警示和批评在公务人员和企业界中出现的违反职业道德和职务操守的现象，保证有关法规的有效实施和绿色理念的实现。四是科技乏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建设“绿色北京”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要加大有关难题的科学研究、攻关开发和成果应用。
王如松：城市问题的生态不文明根源是代谢的失衡、系统的无序和管理的失调，包括资源代谢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滞留和耗竭、系统耦合在结构、功能关系上的破碎和板结、社会行为在局部和整体关系上的短见和反馈机制上的缺损。北京与一些后工业化国家发达城市的最大差距是社会发展阶段和生态文明素养的差距，包括认知文明、体制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的差距。全社会的生态知识还不够普及，群众的生态意识还不强，特别是城郊结合部的脏乱差和城市交通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整治，流动人口的行为还缺乏规范，生态管理体制还不健全，社会监督管理的机制还不健全。
加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坚持全面的科学监测，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制定科学的应对战略，走出一条新型的城市现代化的道路
主持人：国际上关于绿色城市建设对于我们建设“绿色北京”有着怎样的启示？
邹祖烨：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上关于绿色理念有一个认识深化与措施强化的过程。20世纪60至70年代，世界各国从环境恶化的揭露中警觉，关心的是对污染物进行治理以减少其对环境的危害，为此强化了对污染现象的深入研究，开发了一批治理污染的新技术。但这种末端治理方式不能根本解决环境危机。到70年代末期，人们认识到要进行污染预防和废弃物的资源化，开始推行清洁生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被普遍接受和采纳，发展与环保开始协调起来，循环经济的理念与战略在很多国家兴起。其实质是要在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减少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实现减物质化的经济增长。德国和日本走在世界前列。1996年，德国制定了《物质闭路循环与废物管理法》。许多国家已普遍接受3R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或称资源化），以指导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2000年日本更提出了建设循环型社会的目标。进入21世纪，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已成全球共识和国家层次的协调行动，使人类对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与实践上升到一个新层次，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建设“绿色北京”中，我们要加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认真吸取经验和教训，坚持全面的科学监测，不断深化对城市生态变化的认识，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制定正确的应对战略，并在法律、管理、科技创新和社会动员等方面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走出一条新型的城市现代化的道路。
乔新生：在世界许多国家中，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已经不仅仅是政府的执政理念，它已经变成国家的法律和居民的自觉行动。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必须在节约资源、环境保护方面加大政府财政支出，必须让节约资源的企业、注重环保的居民能从政府的绿色城市计划中受益。在日本一些城镇，政府为了推广太阳能计划，向每一户居民赠送太阳能电池板，并且帮助城市居民免费安装。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看，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市场规划的优先目标。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如果属于“不道德企业”（譬如烟草企业）发行的股票，政府雇员和国会议员不得使用养老基金购买，如果国家公务员直接或者间接支持这些企业，那么，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对绿色社会组织来说，应当在推广绿色城市概念时，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在关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考虑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感受以及市场主体的可承受能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到环境保护的事业中去，让绿色城市成为所有人的生活状态和价值取向。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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