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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学术前沿论坛立足学术前沿，聚焦民生国是，追踪理论热点，探讨发展思路——
社会分层结构的
一个重大变化
李 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而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是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所谓社会分层，就是社会各个群体因占有社会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地位高低不同的关系体系。所谓社会分层结构，与社会分层的含义是一致的，加上了“结构”两个字，不过是强调，它是一种比较成型的“关系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候政治地位比经济地位重要，人们之间有较大的政治地位差异，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功能，政治斗争激烈，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地位的重要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地位的重要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从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
体制转变的起点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新政策。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12月13日作了相当于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邓小平讲话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政策成为启动中国改革的最初的动力之一，也成为转变社会分层机制的重要力量，该政策在转变分层机制方面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功能。
首先，这是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公平基本原则的重大变革。自1949年以后，国家政策的基本导向是寻求经济上、财富分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均等化，从理论上看，这属于“结果公平”的原则，即认为只有在经济资源分配的结果上，人们得到了大体上相近的份额，这才是公平正义的，如果人们得到的结果很不相同或者差距很大，不管是什么原因，那都是不公平的。而三中全会启动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从理论上看，属于“机会公平”或“程序公平”的原则，即认为，结果的均等化并不是真正的公平。 因为，付给贡献大的和贡献小的人一样的收入，那反而是不公平的，真正的公平正义应该是给人们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设立平等的竞争程序，这样，虽然在经济收入的结果上，人们得到的不一样，但是，让贡献大、付出劳动多、有竞争力的人多得一些，让贡献小、付出劳动少、低竞争力的人少得一些，符合“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这才是公平的。所以，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的讲话，是共和国在公平正义理论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正是这样的变革最终导致了社会分层机制的重大变迁。
其次，“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是一种作为基调的、最为基础的政策，以它为基础形成了一组政策群，在这组政策群的作用下，最终改变了社会分层结构。比如，在农村政策方面：从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从事家庭副业，鼓励和扶持农民增加个人收入，到后来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最终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镇的政策方面，从1980年开始，企业普遍地实行了奖金制，开始了“打破大锅饭”试验，取消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鼓励多劳多得，计件工资、承包制、包干制等在企业中流行起来。
通过八十年代的重要转型以后，到了九十年代，经济分层的机制已经基本稳定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有利于经济分层的。比如，在所有制方面，鼓励多种所有制并存，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又如，在收入分配方面，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即个体经济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收入、资本收入都是合法的，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明确提出：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总之，改革以前和以后，中国大陆社会分层的机制和内容有本质的不同。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分层十分明显，人们的地位高低不是由经济因素决定，而是由政治因素决定。而在市场引入以后，政治因素作为地位差异的区分标准逐渐弱化，经济分层取代了政治分层。这应该是改革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汪玉凯
我们一直在搞政府改革，可以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就没停歇过，1982年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几乎平均一届政府就进行一次行政体制改革，成效也很大，但政府管理中深层次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好。究其原因，从改革这个角度总结的话，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思考：
第一，我们过去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的政府转向市场经济的政府，但是应该看到，我们改革中第一大问题就是改革目标的低效率重复。1988年以后的每次改革都有政企分开、转变职能、降低成本、裁减人员、裁减机构、提高效率，但是，每次改革都不尽如人意，我们的改革陷入了改革目标低效率重复的怪圈。
第二，1987年以前中国的事业改革、行政改革都是整体推进的，1987年以后中国既要搞国有企业的改革，让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又要搞政府改革，如果把事业单位改革也纳入其中的话，等于是三驾马车都要往前推进，没有一个安定的领域。所以，1987年以后我们着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党政机构改革、行政体制的改革，把原有130万家、2900万人的事业单位先放在一边稳住。这种策略推进行政改革，最后导致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数字游戏。行政机构编制不够就要事业编制，要么把整个行政部门转成事业单位，每次改革完财政开支不但没有下来，反而要增加了10%-15%。
第三，我们一开始认为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能够解决行政管理层面的问题，最后发现不完全对。行政体制改革只能解决行政管理层面的一小部分问题，关键的问题几乎一个都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些行政体制和政治层面都有联系，没有政治层面改革的配合，光靠行政改革解决不了问题。
我认为，未来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改革要取得实质性突破，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在改革策略上要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业单位的改革和公共服务体系的重构，以及政府层面的改革进行整体的制度化设计、一体化设计，并进行整体推进。其次，一定要有政治层面改革的配合，没有这个层面改革的配合，光靠行政体制改革深入，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按照我的理解，中国政治体制可分为上端和下端，下端是行政管理体制。过去20多年来我们主要在推动下端改革，转变职能、行政分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裁减机构、裁减人员。那中国政治体制上端是什么？我认为上端还有四个更重要的内容：一是宪政体制，宪法规定的国家基本体制架构。二是政党政治，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发挥作用？三是社会主义民主。胡总书记去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的时候，讲了一句话震动全世界，说“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他把它提的非常高。四是社会主义法治。这四个层面就是政治体制上端的主要内容，它跟下端的行政体制相比更有决定意义。回过头看过去近30年的改革，应该说在上端主要在社会主义法治这个层面上，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依法行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立起基本的市场经济法律架构，等等。但在其他方面则明显滞后，未来中国在着力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时候，如何通过深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行政体制的改革？我认为这将成为非常关键的问题。（作者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北京人口发展呈现历史性的转折型变化
杜午禄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人口结构明显优化，人口再生产模式日趋理想，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使北京市的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同步进入历史性的新阶段。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633万人，比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871.5万人增长了83.4%，绝对量增加了761.5万人，年均增长26.3万人，大大超过改革开放前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进入1995年以后的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期，人口总量增速显著加快。总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北京人口发展变化，呈现出六大特点，而有的则是属于历史性的转折型的变化。
一、外来人口流入已是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建国以来一直至改革开放前夕，北京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准入制度，人口总量的增加以自然增长为主，出生人口的多少一直是北京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经济拉动了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人口流动已成为城市改革的一大内涵，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北京务工，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独生子女政策在北京全面落实并取得显著成效，人口自然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使北京人口总量的增长模式一改历史上以自然增长为主而变成外来人口流入增长为主的格局。2006年至2007年一年中，全市人口总量增加了52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增加36.3万人，占增加总量的70%。
二、“人口再生产”已实现较理想的三低模式。建国以来，北京市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初期“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逐步演变成“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由于前期在生育政策方面的原因，“高出生、高增长”一直主导着北京市城市人口总量增长变化。从1991年开始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呈现了历史性的大幅下降，到2003年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5.06％。，相对于北京市比较稳定的低死亡率水平，2003年北京市人口出生率低于5.15％。人口死亡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历史性地出现负增长现象，北京在建国54年来首次出现了人口自然减少。从此北京市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实现了人口发展所长期追求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三低再生产模式。
三、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龄化，提前进入了老年型社会。世界上一般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实现人口“三低”再生产模式后都不约而同地会进入老年型社会。北京市则在经济社会刚刚起步发展的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贯彻落实较好，出生人口显著减少，加之居民生活水平与生存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与提高，使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北京市的人口年龄结构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进入老龄化进程，到80年代后老龄化显著加速，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09.4万人，占总人口的10.12%，按照部分指标衡量，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已进入老年型社会门槛，是全国最早实现老年型社会的城市之一。数据显示，到2000年时，北京市已完全进入老年型社会，而且其后老龄化进程仍在加速。
此外，还有三项大变化：人口素质全面提升，特别是文化素质提高显著，人才优势全国第一；城乡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到新的水平；改革开放对北京居民传统的婚育观念带来巨大冲击。
（作者为北京市统计应用研究所原所长、高级统计师）
“三驾马车”共担全民医保
张琪 张捷
1998年组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超越了片面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和单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观念，而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得到重视和建设。在一系列因素的推进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孕育并逐渐成熟，并于2003年正式得到确立，这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困扰我国广大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得到了实质性解决，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差距得到重视并开始逐步缩小。
针对经济体制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三资、乡镇、私营企业员工医疗保障相对缺失、影响劳动力合理流动等状况，新型医疗保障制度虽然还不能把“全体国民”或“全体居民”作为自己的覆盖目标，但已经将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和职工纳入新型医疗保障体制之中，确是我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更大范围地体现了社会公正原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最大的变化就在于政府首次承诺在筹资中负有责任，合作医疗资金也第一次有了政府财政的直接投入。同时，新农合一改以往“低水平、广覆盖”的宗旨，明确提出了以“大病保障”为主的原则，关注焦点在于解决农村居民由于患重大疾病而发生的大额医疗费用，缓解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和“有病不治”的状况，这就使得新制度与传统合作医疗保障制度无论在制度构建还是具体实施过程中都有着明显的差别。
通过对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30年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医疗保障制度的社会化改革是革命性的重大变迁。受原有二元经济结构影响，我国城乡居民长期受到不同待遇。为打破原有既得利益格局，让更多的百姓享受现代社会改革带来的发展成果，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重点逐步从城镇职工转向农村居民，且范围不断加大，一直发展到城镇居民群体，形成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三驾马车”共担全民医保的局面。
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现有的“三驾马车”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疗保障的制度分割，各医疗保障制度覆盖人群界定不清、保障程度存在差异等问题降低了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使用效率。为消除多元分割带来的弊端，逐步缩小人群、地区间差异，实现真正的城乡居民全覆盖，公平地分享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成果，是未来医疗保障制度发展改革的目标。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学术前沿论坛·学科回眸篇
Forum of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Frontiers
思想解放给人口学创新开辟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市人口学会邬沧萍提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由于政治上的“左”倾和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人口学甚至无立足之地。只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思想大解放、对外大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人口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为人口学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民主法治为科学发展护航。在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人口学空前繁荣，主要表现在：思想解放给人口学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开辟道路；冲破教条主义束缚，人口学已成为一门朝阳学科；对外开放大大加速和提升人口学的科学水平，大力引进并发展人口学方法，使人口学成为一门无可替代的科学；人口学人才辈出，青出于蓝。
社会学在回应社会巨变中实现了发展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提出：在30年中，中国社会学在积极回应社会巨变中实现了自己的发展。研究的问题涉及到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例如就“社会学基础理论”来说，就涉及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体系、社会学研究对象、“价值中立”、学科规范等问题；就“社会结构研究”来说，则涉及社会结构的基础性研究、城乡社会结构研究、利益结构及其制度体系、群体利益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此外还涉及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生命历程、社会行动、社会学反思等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全面建立“北京史新学科”
北京史研究会王玲认为，历史上有不少北京文献，但不论是方志、野史，都逃不脱宫室、园囿、衙署、街巷、帝王纪事，文人诗赋等老套路，而且所记述的主要是明清之事，而从远古直至元代这样漫长的历史记述很少，更不用说用科学的方法来反映北京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规律。所以，北京史的研究者们担负着全面建立“北京史新学科”的重大任务，从方法、内容、史料等各方面开始发掘和探讨。通过三十年来的努力，北京史研究不仅硕果累累，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科。
人才学研究进入以应用为导向的时代
国土资源部的关乐原提出：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但对我国人才队伍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人民群众对人才的认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开始向经济建设转移。经济建设对专门人才的大量需求与我国人才队伍的极度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迫切要求学者开展对人才学的研究。人才学的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产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人才学专著。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人才成长的过程与影响人才成长的各种因素，人才的使用和管理等。这一时期的人才学研究，带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的色彩，研究跟着国家的安排走；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至现在，人才学的研究开始进入以应用为导向的时代，人才学研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刘牧含）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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